尊老养老乃我国传统。素有崇高地位的老人，在宋代最为人所敬重，以致时人取名时亦常以“老”字自褒，什么赵学老、李商老、徐某叟、王次翁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孟子语录得以淋漓尽致的贯彻执行。
19 世纪，封建社会的铁门在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击下，呼然洞开。西方列强入侵，在中国社会冲起阵阵惊涛骇浪，“德先生”和“赛先生”走到中国民众面前，从文化到社会生活各方面为中国人指明了一条新的出路，人名作为社会的忠实镜子，折射着这种历史的起伏。
“五四”前后，各种各样的书刊杂志上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乔治”、“约瑟”、“玛丽”等名字，“德”、“赛”二公潜入人心的情形在人名中亦有反映，受赫胥黎《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观点的影晌，李天择、张竞生、钱竞存、文竞雄的名字大受欢迎，而另一方面汉族人名的重姓氏，且名、字、号齐备的结构亦受到刨根见底的清理，人们再也不把姓名作为一种血缘关系的外显，而当作一种纯粹的符号，随意改姓、随母姓甚至不要姓的现象屡见不鲜。如一些作家取代了本来姓名而选用了笔名，成名后干脆以笔名作为真名使用，直至作古。像曹禺原姓万，名家宝；鲁迅姓周，名树人等。历时千年之久的避讳制度也被彻底革除了。对尊者长者之名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也一反常态，常以其名来命名其他事物。最突出的是以孙中山先生的名字来命名的有中山大学、中山陵、中山装，几乎每个城市都能找到“中山大道”或“中山街”。另外，社会上同姓不婚现象已成为旧习而丢弃，不少同姓氏的男女喜结良缘，伉俪双飞。
这段时期，汉族人名受国外影响发生根本性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们仰慕西洋的繁荣和发达，在人名中抒发其意；另一方面，鉴于清庭腐败，有志之士又在人名中抒发了“奋发图强，振兴中华”的意愿，如章太炎、赵炎午、胡汉民、于右任、戴天仇等，无不是爱国主义思想的反映。
在国外，每一次重要的政治、宗教、经济活动也在人名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拿犹太人为例，每一次排犹反犹浪潮，都在犹太人的姓名中留下痕迹。18世纪末19 世纪初，欧洲各国掀起反犹浪潮，无家可归而寄身各地的犹太人得不遵守居住国制定的一系列关于扰太人取名选姓的侮辱性强令。如匈牙利的犹太人被迫只姓白色、黑色、大的、小的四个姓，而在名字的选取上，“
瘦皮猴”、“公牛尾巴”、“蠢驴脑袋”等名则成为他们不得不选择的范围。二战期间，德国纳粹甚至限定犹太人只能使用官方颁布的《犹太人姓名一览表》中列举的185个男人名和91个女人名，今天的人们不查历史，只要看看犹太人的姓名，就能从中明了当时犹太人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悲苦生活。
在俄国，十月革命又产生了一大批与以前古传惯名和宗教名为主的姓名相悖的含有革命意味的名字，如列夫米尔、马列因、皮亚特夫切特等，分别孕含世界革命、马克思——列宁、五年计划四年完成之义，这些直接印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代烙印的名字，在当时遍布整个苏联。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姓名又在这个分水岭上显示了变化的轨迹。在今天老一辈的人名中，带有“福禄寿喜、荣华富贵”等字眼的名字较多，如钱世福、张有禄、王寿喜等，不胜枚举，但在共和国成立以后出生的公民中，这一类名字就大大减少了。共和国成立后的四十多年里，人名的变化又随抗美援朝、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的起落而变化，在很多四世同堂的家庭，人们可以从他们几代人不同的名字上回忆起这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共和国成立后的人名用字，往往随着历次重大政治运动或社会变革而变易，有着强烈的时代特色，下面分几个阶段予以分析：
1、建国初期（1949一1950）：这两年是共和国迎来曙光后的起点。在北京市公安局的户籍档案中，六位1949年10月1日出生的公民，其中三位男性全都取名“建国”。张建国，在北京铁路局工作；吴建国，在南湖渠砖厂工作；另一位张建国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而另三位女性中也有一位叫王庆华。
2、抗美援朝时期（1951一1953）：这时叫卫国、援朝、抗美的颇多，如宋卫国、方卫平、邓援朝、姚抗美等。
3、五十代中期（1954一1957）：这段时期正值共和国集中精力建设祖国时期，因而人名中的建设、建强之类的名字不少，如高建设、李互助、张建强等。
4、大跃进年代（1958一1959）：体现时代特色的如卫星、跃进、跃华、超英遍布市廛。象孟跃进、潘胜天、戴红花、王超英、方卫星等。
5 、三年困难时期（1960一1962）：有任自力、杜更生、沈抗洪、宋图强等名，抒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6、六十年代中期（1963一1965）：毛泽东同志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国掀起学雷锋热潮，这在人名中亦有反映，这时高学雷、艾敬锋，是为学雷锋的显现；钱志农、董加耕，则为返农潮的再现了。
7、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一1976）：乒乓球名将马文革，是在“文革中出生的，有人曾建议他改名，他婉言拒绝了，他认为，“文革”之名，毕竟是一种特殊年代的印记，一种历史运动的镜像，于是马文革这个名字因而得以保留。
在“文革”期间以某种特定的字取名的不可胜数。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统计，取名用“红”字的频度建国后越来越高，从建国初的0.136%猛增到“文革”期间的2.151％。有林氏三兄妹，原名都是三个字，后来一起更名为林东、林方、林红，三个名联起来即为“东方红”。还有一个姓郑的女孩，原名叫郑秀英。全国学解放军时，她改名为郑学军；后来进了工厂，又易名郑继红。有人嘲讽她的不断改名，说：“将来她结了婚还得改——那时就改成郑何氏（正合适）”。
“文革”期间，体现时代特色的名字还有董要武、郑红卫、于立新、徐卫东、齐造反等，举不胜举。
8、新时期十年（1977一1987）：这是改革开放的十年，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思想解放，人的名字于是也呈形形色色、五彩缤纷之态。什么倩、晶、媛、颖、蕾等之类的美名、雅名群起而来，各种单名应接不暇，男女间的中性名字也大有市场，带洋味的名字如安娜、安妮、丽莎之类的又重新抬起了头。
9 、当代（1987年至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文化层次和文明程度的普遍提高，起名之道也大讲艺术化、寓意化，俗气的如花、福、财之类的名字已被普遍扬弃，政治化和具有时代特点的名字也呈递减趋向。我有一个侄子，出生在当代，父母为其取名颇费脑子，后来遍查文籍，才取了个合适的名字：钱堃。一示有文化，二者为乾坤之谐音，颇有男子汉大丈夫托乾坤于身的气派。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全面贯彻实施，往往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子女，人们在为其取名时不得不慎而又慎，力避与人雷同，于是各种生僻字眼又抬起头来，据说，不少老师常为拗口的名字大伤脑筋。
祟洋媚外之风在这时期又升级，各种带洋味的名字很令拥有者身价高出许多。目前，许多在校大学生都有洋名，不少人身兼二名，一个是对外的洋名，一个是对内的汉名，“在国外我叫乔治张，在国内我叫张乔治”，张公子的灵魂又在某些人的名字上得以寄生了。
